达朗贝尔担心是非不分的争论会损害哲学家的名声。18世纪中叶,这一群体不独立,或受制于出版商,或依附于宫廷教会,仍不免受政治宗教权威的谴责,《百科全书》第一卷出版后,索邦神学院、耶稣会、冉森派指责他们传播无神论,亵渎神灵。果然,卢梭休谟之争后,对新式哲学的批判严厉起来,历来排斥现代风格的宗教界借此攻击启蒙哲学家,一个“假冒的贵格派”说休谟(David Youme,据法语发音拼写)是伪君子,“像残忍的日本人,从来不懂情感,让-雅克是敏感的穴居人,一心想着名誉”[85]。另一位匿名作家取笑哲学家的轻浮:
两个大人物的矛盾不一定是哲学问题,并非起因于不同的感受,而是卢梭认为休谟背叛了他,休谟认为卢梭忘恩负义……哲学扮演了多么卑微的角色,那些首先将之公布于众的人是有罪过的。[86]
卢梭休谟之争威胁到文学共和国的精神。它本来致力于实践美德、公益、理性,培育现代社会的常识与共识,以之取代教权和君权时代的旧规范,但争论展示最多的是人性的弱点。在匿名的语境里,坏倾向暴露无遗,讥笑、报复、同情、旁观、好奇,真实为恶意的谎言驱离,剩下的只有滋生是非的传言。1766年7月,梅尼埃(Meinières)担忧争论的后果:“文学共和国里竟有这样的麻烦事,我很生气。”[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