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朗贝尔担心是非不分的争论会损害哲学家的名声。18世纪中叶，这一群体不独立，或受制于出版商，或依附于宫廷教会，仍不免受政治宗教权威的谴责，《百科全书》第一卷出版后，索邦神学院、耶稣会、冉森派指责他们传播无神论，亵渎神灵。果然，卢梭休谟之争后，对新式哲学的批判严厉起来，历来排斥现代风格的宗教界借此攻击启蒙哲学家，一个“假冒的贵格派”说休谟（David Youme，据法语发音拼写）是伪君子，“像残忍的日本人，从来不懂情感，让-雅克是敏感的穴居人，一心想着名誉”[85]。另一位匿名作家取笑哲学家的轻浮：
两个大人物的矛盾不一定是哲学问题，并非起因于不同的感受，而是卢梭认为休谟背叛了他，休谟认为卢梭忘恩负义……哲学扮演了多么卑微的角色，那些首先将之公布于众的人是有罪过的。[86]
卢梭休谟之争威胁到文学共和国的精神。它本来致力于实践美德、公益、理性，培育现代社会的常识与共识，以之取代教权和君权时代的旧规范，但争论展示最多的是人性的弱点。在匿名的语境里，坏倾向暴露无遗，讥笑、报复、同情、旁观、好奇，真实为恶意的谎言驱离，剩下的只有滋生是非的传言。1766年7月，梅尼埃（Meinières）担忧争论的后果：“文学共和国里竟有这样的麻烦事，我很生气。”[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