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强大的国力，进取的精神，为汉代辞赋的繁盛提供了条件。汉自建国之始，就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经过70余年的发展，到武帝时代，国力达到鼎盛，疆域也大大扩展，汉帝国雄踞东方，如日中天。中华文化，广泛四布，中外交流日益加强，这种高昂的民族精神与时代气质，是需要一种文学样式将其形象地显现出来的。那种言志抒情的诗歌以及忧思悲慨的骚体，已不能完全满足时代的需要了，而恢弘恣肆的散体大赋正切合了时代的需要，这也是散体大赋会在武帝时勃兴的主要原因。散体大赋中不少篇章极力铺陈皇宫的豪华、皇帝的威仪，尽力向人们展现帝国的物产之富、田猎之盛，正反映了上升时期帝国的豪华奢靡。
其三，统治者的极力提倡，也是汉赋发展的重要原因。汉初的一些王侯贵族都奖励提倡作赋，招揽四方名士，在其门下写作，如“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邹）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7]。淮南王刘安也“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8]。梁孝王刘武则“使诸游士各为赋：枚乘作《河柳赋》，公孙诡作《鹿赋》，邹阳作《酒赋》，公孙乘作《月赋》，韩安国作赋不成，邹阳代作”[9]。汉武帝爱好文学，更加重视文人，身边聚集大批文人为之歌功颂德。一些辞赋家也因此步入仕途。武帝还经常以奖励的方式鼓励人们作赋，相传枚乘赋《柳》，赐绢五匹；相如赋《长门》，得黄金百斤。上有所好，下必从之，于是群臣鼎沸于下，献赋、考赋也出现了。至东汉，考赋取士还成为一种制度。统治者的提倡促进了辞赋的兴盛，同时也使辞赋成了颂圣的工具，“劝百而讽一”，直接为统治者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