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强大的国力,进取的精神,为汉代辞赋的繁盛提供了条件。汉自建国之始,就实行休养生息政策,经过70余年的发展,到武帝时代,国力达到鼎盛,疆域也大大扩展,汉帝国雄踞东方,如日中天。中华文化,广泛四布,中外交流日益加强,这种高昂的民族精神与时代气质,是需要一种文学样式将其形象地显现出来的。那种言志抒情的诗歌以及忧思悲慨的骚体,已不能完全满足时代的需要了,而恢弘恣肆的散体大赋正切合了时代的需要,这也是散体大赋会在武帝时勃兴的主要原因。散体大赋中不少篇章极力铺陈皇宫的豪华、皇帝的威仪,尽力向人们展现帝国的物产之富、田猎之盛,正反映了上升时期帝国的豪华奢靡。
其三,统治者的极力提倡,也是汉赋发展的重要原因。汉初的一些王侯贵族都奖励提倡作赋,招揽四方名士,在其门下写作,如“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邹)阳与吴严忌、枚乘等俱仕吴”[7]。淮南王刘安也“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8]。梁孝王刘武则“使诸游士各为赋:枚乘作《河柳赋》,公孙诡作《鹿赋》,邹阳作《酒赋》,公孙乘作《月赋》,韩安国作赋不成,邹阳代作”[9]。汉武帝爱好文学,更加重视文人,身边聚集大批文人为之歌功颂德。一些辞赋家也因此步入仕途。武帝还经常以奖励的方式鼓励人们作赋,相传枚乘赋《柳》,赐绢五匹;相如赋《长门》,得黄金百斤。上有所好,下必从之,于是群臣鼎沸于下,献赋、考赋也出现了。至东汉,考赋取士还成为一种制度。统治者的提倡促进了辞赋的兴盛,同时也使辞赋成了颂圣的工具,“劝百而讽一”,直接为统治者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