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四万万人民之中国，东南五省为中国行政之五省，任何人不得而私有，亦任何人不得而宰割也。今孙传芳利用保境安民之名义，取东南五省，为其私产，视东南人民为其家奴，承军阀割据之风，行鱼肉人民之实，如是而曰保境安民，是保孙传芳之境，安中国人民也。溯自孙传芳割据五省以来，摧残爱国青年，剥夺人民自由，残忍惨虐，难以数计。至于各种苛捐杂税，勒取米税，把持市政，销售鸦片，包苴公行，贿赂成风，使五省人民水深火热，不遑宁处。此次派入江西之逆军，尤到处肆掠，如袁州、临江、九江、南昌、抚州一带，受祸尤烈，妇女多被奸淫、良善多被屠杀，老弱转于沟壑，闾阎变为邱墟，人民惶惶，朝不得夕，凄凉愁惨，目不忍视；此诚东南百年来未有之浩劫，而即孙传芳之所谓安民也。本政府此次出师北伐，本为打倒帝国主义走狗吴佩孚之反动势力，以巩固我革命根据地，业经迭次宣言。对于孙传芳，原欲以主义相感化，冀其翻然来归，湔洗旧染，盖本先大元帅仁恕之量，不欲苛求，且恐重苦吾民，故力谋缩小战区，不愿多方树敌也。江西之邓如琢，本受吴佩孚之委任，始则仇视本党，继则出犯湘，素惟吴佩孚之命令是听。江西毗连湘粤，当本军入湘攻鄂之初，江西兵力薄孤，我二三六军，本可蹈虚抵隙，歼灭邓逆，直出九江会攻武汉。所以不先入赣者，盖欲孙传芳之确实有所表示，自动驱邓，以减削吴佩孚之势力。不料本政府孚之以信义而孙传芳报之以仇雠，竟于我军与吴酣战武长之际，封闭我江浙党部，禁锢我东南党员，解散上海工会，禁止爱国运动，与三民主义为仇，为帝国主义作伥。本政府恐其迷而不司，屡电劝告，启之以自新之路，无如孙传芳阳为周旋，阴则倾其全力以抗犯我革命军，一方面假其保境安民之邪说，以欺弄社会；一方面则下令攻击，亟思袭取湘粤，以实现九省领袖之迷梦。观其八月三十日所下之作战命令，其狼子野心，殆已毕露，而不可复掩……本政府至此，乃始绝望于孙传芳，知其冥顽不灵，诚不可以道理喻，非加讨伐不可也。至其魑魅魍魉，乘危打劫之手段，投机取巧之惯伎，狡猾恶劣，犹为吴逆所不及。盖吴佩孚武力统一之主张，早为人民所痛恨；而彼乃代以保境安民之辞，以图其谬说，使人民尽入于麻醉状态，以消沉其元气。此种手段乃专主帝王，用以愚民之政策，其阴狡盖有甚于吴佩孚，至其分遣爪牙四出，运动我军内部，以名利为勾结，以妖言相煽惑，幸本军将士，笃信主义，上下一心，不为所诱，而其仇视我革命，设计之毒，盖可知矣。呜呼！孙传芳凭恃武力，割据东南，侵略湘粤，麻醉人民，阻挠革命，抗犯义师，仇视本党，残杀同胞，实帝国主义走狗，中国内乱之罪魁，三民主义之障碍，乃呈逆佩孚之第二，而人民之公敌也。先大元帅有言：‘北伐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而在推倒军阀之人。'今孙传芳俨然继曹、吴而起，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不仅推倒曹、吴，而在使无继曹、吴而起，本政府责任所在，焉得不怕罪致讨，故特令我国民军于挞伐吴佩孚以后，移师东指，入赣以来，节节胜利，一月之中，业将孙逆传芳调赣之五师及十混成旅，犯粤之二师三旅，悉数击破，其中为我完全歼灭者，几过四分之三，所余残部，犹思负隅困斗，保其残喘，以贻害于江西者，流毒于我闽浙江皖之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