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是非洲人就好了！在这方面，撒哈拉以南地区的大多数人要务实得多，也随和得多。这并不是说他们对语言毫不在乎，他们的母语是骄傲和身份的来源，他们和我们一样欣赏雄辩和犀利的语言，高度推崇讲得栩栩如生的故事。但他们知道，自己的母语在社会和地理上不能带他们走太远，所以他们也说其他语言。他们从不炫耀自己能说多种语言，他们只是轻装上阵，不动声色。如果两名非洲人遇到语言障碍，双方都会动用所有可用的资源——无论是流利的卢干达语、简单的斯瓦希里语，还是蹩脚的英语（通常还混合了几种语言）——强攻猛打。重要的是建立沟通，而找到一种共同的语言，是实现沟通的途径。
这种明智和务实的态度并非非洲所独有。实际上，在国家标准语言首次出现之前，欧洲人也一样。同样明智和务实的态度曾经把持着不列颠群岛。盎格鲁-撒克逊人和维京人就是这么打交道的，而在此过程中产生了英语。在欧洲自己的“巴别塔”——巴尔干半岛上也是如此，直到19世纪民族主义控制了这个地区，把这个多语言组合体变成了一团解不开的绳结。随着灵活的口语固化为规范的标准，明智的实用主义变得更加难以维持。一旦语言在面积广大的地区占据主导地位并广泛应用于书面写作，宽容度就变弱了。如果有一天，非洲语言在整块大陆上获得了重大语的地位，当地现有的语言使用现状或许也会分崩离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