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个特点，是传统史学中的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注入了近代进化论思想，使中国史学在历史理论方面开始具有近代意义上的内涵和形式。中国古代史家论“势”和“理”，包含了深刻的历史进化观点；他们在论说国家起源、郡县制优于分封制、“古之中华，多类今之夷狄”等一些重大历史问题时，也反映出这种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但这种朴素历史进化观点，在理论形式上还没有比较系统的阐述，而大多是一些理论的片断；在具体运用上，就多数史家来说，还缺乏比较明确的自觉意识而往往表现为就事论事。19世纪产生于欧洲的进化论，是关于事物按照量的积累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逐渐向前发展的理论，它包括宇宙无机物的进化、生物的进化和社会的进化等自然历史过程。鸦片战争以后，西方一些来华的传教士和洋务企业的译书机构，对进化论有一些片断的介绍。康有为、谭嗣同是较早受到这种进化论影响的人物。康有为把古老的“公羊三世说”和《礼记·礼运》篇的大同、小康思想，同进化论结合起来，阐说他的具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性质的历史进化理论，为其通过变法建立君主立宪制的主张张目。他在《论语注》中写道：“人道进化皆有定位，自族制而部落，而成国家，由国家而成大统。由独人而渐立酋长，由酋长而渐正君臣，由君主而渐至立宪，由立宪而渐为共和”；“盖自据乱进为升平，升平进为太平，进化有渐，因革有由；验之万国，莫不同风”。他一方面说是“验之万国”，一方面还是要循之圣人，认为“孔子之为《春秋》，张为三世”，就是“推进化之理而为之”[3]。他在《大同书》里又说：“神明圣王孔子早虑之忧之，故立三统三世之法，据乱之后，易以升平、太平，小康之后，进以大同。”[4]可见，他是以尊圣、附会的方法来宣扬历史进化论的，其中自然包含了许多弱点。同时，康有为只主张渐变，不主张激变，所以他的历史进化理论带有庸俗进化论的性质，反映在社会思想上是只主张改良而反对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