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关于历史研究的方法论模式的认识。郭沫若根据毛泽东关于“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对每一个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然后引出理论性的结论来”的这一概括，在为《历史研究》发刊而作的论文中，提出了历史研究的方法论模式：“任何研究，首先是占有尽可能接触的材料，其次是具体分析，其次是得出结论。”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应该努力去追求。同时他又认为：“只要是认真能够实事求是地做到这其中的任何一步都是有价值的工作。”[44]多年以来（除“文化大革命”期间外）他的这个认识始终是《历史研究》办刊的方针，并对全国的史学工作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7.关于批判继承史学遗产和发扬优良史学传统的认识。郭沫若在史学上的一系列的创造性贡献，一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二是立足于批判继承丰富的中国史学遗产以至于全部历史文化遗产。可以说，没有这两条，就不会有郭沫若的如此恢宏的史学。唯其如此，郭沫若在这方面的理论显得格外丰富和充实。[45]本文只举出两条，以窥他的卓识。一条是，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里说：“我们要跳出了‘国学’的范围，然后才能认清所谓国学的真相。”[46]没有“国学”，当然谈不到“跳出”；有了“国学”而不能“跳出”，最好的结果也只是守住“国学”。这就是批判继承和创新的辩证法。再一条是，他在《青铜时代》后记中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