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有可能为新的转换模式设置边界，承认但限制天才的垄断权力。我认为这就是约翰·罗尔斯差别原则的目的，根据这一原则，不平等只有在被设计来将最大可能的利益带给，并确实带给最少受惠者的社会阶级时才是正当的。[10]更明确地说，一旦财富的垄断被打破，差别原则就是一个强加于天才男女身上的限制。它是这样运作的：想象一个外科医生，他基于他所学的技术和在大学和医学院里经过艰苦的竞争、奋斗所赢得的证书而要求获得比他的同辈人更多的财富。当且仅当这个要求在规定的办法下是有益的时候，我们才会承认它。同时，我们将采取行动限制并规制外科手术的价格——也就是说，控制外科手术的技能直接转化为财富。
这种规制必将是国家要做的工作，正如金融法和土地法是国家所为一样。简单平等将要求国家用连续不断的干涉来打破或限制早期的垄断并抑制支配的新形式，但那时，国家的权力自身将成为竞相争夺的中心目标。不同群体将试图去垄断国家权力，将国家用于巩固他们对别的社会物品的控制。或者，国家将由于寡头铁律被它自己的代理人垄断。政治总是统治的最直接方式，而政治权力（而非生产方式）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但无疑也是最危险的善。[11]因此，需要对做出限制的代理人们进行制约，需要建立宪法的制衡。这是强加于政治垄断之上的限制，并且，一旦各种社会的和经济的垄断被打破，它们就显得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