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矛盾论》中对矛盾普遍性含义的界定和阐述可谓独具特色、清楚明白、易于运用。我们完全可以说，只要学过哲学的每一个中国人，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了解或记得矛盾普遍性的两个方面的含义：时时有矛盾，处处有矛盾。矛盾分析方法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共产党人中作为普遍的思想方法得到普遍运用，得益于毛泽东对矛盾普遍性原理的深入浅出的创造性的阐发和通俗易懂的表达。毛泽东哲学的时代性、实践性和人民性达到了出神入化、水乳交融的统一。
由此我们也就可以理解和明白，为什么到了今天，是中国共产党而不是任何其他国家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能够响亮而有力地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这一命题的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所在。
毛泽东关于矛盾问题的一个最独特的贡献，是他特别重视和详细发挥了矛盾特殊性理论。[148]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毛泽东的哲学研究始终深深地植根于现代中国社会的矛盾体系，着眼于揭示现代中国革命的哲学逻辑，着力于把现代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提升为哲学的理论形态。毛泽东之所以把教条主义者严厉地批评为懒汉，之所以向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发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149] 的严肃的理论命令和实践命令，是因为他们仅仅满足于矛盾的普遍性，只知道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和公式，而不愿意花大气力去深入地、创造性地研究矛盾的特殊性，不愿意深入考察中国社会的实际，不愿意具体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不愿意总结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正是基于教条主义这样一种严重的思想倾向和现实状况，毛泽东在矛盾问题的研究中才用极大的精力、心血和篇幅，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用浓重的笔墨、大量的篇幅考察了矛盾特殊性的五种情形，并由此突出而鲜明地强调了理解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相互关系，特别是研究矛盾特殊性的极其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即具体分析具体情况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方法和基本原则。这是毛泽东对现代中国革命问题的独具特点的哲学反思，是中国共产党人反对、批判和消除“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