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四道沟期间，适逢辽宁省医疗队到这里巡回医疗，从而遇到了在沈阳就认识的王旷观大夫，他也顺便给申蔚看了病。他给申蔚量完了血压，瞧了脉，沉吟了良久，才做出了判断：“你的血压偏高，肾盂肾炎犯了，要加强营养，不要疲劳过度。黑里河地区条件比较差，山高水冷，又是克山病的高发区，许多家小孩一生下来就是哑巴。城市知识青年都不愿意到这里来落户。您要严密控制住病情，如果恶化发展成尿毒症，可就不好办了。”
王旷观大夫的提醒令我们很感谢，可我们现在是住在偏僻的山区，距离沈阳的医院很远，药也很缺，想出去看病十分不方便。处在走“五七”的境遇里，许多方面都要小心注意。就是在四道沟的这些日子里，申蔚得上了心脏病，加重了肾病，这使她原本就虚弱的身体更加虚弱了。
命运又向我们发出了挑战，我的思想上又多了一个包袱。
我们在四道沟插队一直待到1971年，以后转到辽宁新民县继续插队。直到1972年，我才开始被借调回省里。1973年以后，我和申蔚才被正式调回来，我在省新华书店里新设的文艺创作室工作，她在省出版社工作。在这以后，社会上的反“回潮”，“反击右倾翻案风”“批林批孔”“批邓”的运动不断，我们的日子仍不好过。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我们的国家才彻底地好起来，我们的处境也才彻底地转变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