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尔泰所论，不一定都十分确切，但他强调大约4000年以来的中国史，即从夏朝以来的历史，是“人”的历史，中国史书所记载的是人的活动，这大抵是符合实际的。其后，德国的黑格尔对中国的历史学家的“层出不穷”感到惊叹[15]，英国的李约瑟对中国古代史官记事和编撰“朝代史”及其“客观性”大加赞扬。[16]伏尔泰、黑格尔、李约瑟分别是18世纪、19世纪、20世纪学者中评论中国史学的代表人物。应当看到，20世纪以来，评论中国史学的外国学者越来越多了。这见于近年来有些中国学者撰写的国外“汉学”（“中国学”）的研究论著。但最有代表性的，还是“剑桥中国史”中的史学部分。至于对20世纪的中国史学的评论，或许是巴勒克拉夫的《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更具有代表性。限于篇幅，对于前者这里不做进一步说明；对于后者，也只能简略地谈一点认识。
巴勒克拉夫强调了中国史学家关注于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研究，认为评价农民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是中国史学的“中心问题”。他强调了中国史学家在经济史研究方面的突出成就。他认为中国史学家对历史的解释尤其是关于历史分期的方法，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念形成的。他进而概括地指出：“大致说来，当前中国历史学研究中存在问题的领域是在‘关节点’上，即中国历史上从一种社会结构向另一种社会结构的过渡时期（例如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时期，或者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这必然会将注意力集中在为数很少的几个关键问题上，例如汉民族的形成，中国封建社会土地占有制度的性质，以及中国近代史（1840—1949年）的分期问题，这个问题与西方帝国主义造成的影响和后果有特殊的关系。”他敏锐地观察到“新中国历史研究的根本特征是优先考虑社会史和经济史”，认为这是“中国历史研究中的‘新事物’”。尤其是他的这一段总结性的表述，确是值得关注的：“1949年以来，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社会—经济研究方法取得统治地位。但取得的成果并不总是尽如人意，因为十分清楚，在某个时期提供了促进力量和鼓舞的思想在另一个时期却可能转化为教条。”[17]作者是研究“当代史学”趋势这一课题的，其著作出版于1978年，故其关于中国史学的评论，主要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史学。可以认为，巴勒克拉夫的这些评论，从总的方面看，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应当承认，这就是一种很好的对话形式，因为它使中国史学了解到外国学者是怎样看待中国史学的。